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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语言符号一且确立 ，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社会所必需的，是由它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规定的。语言是社会大众每日每时都在使用的交际工具，如果语言朝令夕改变动频繁，人们之间的交际就将发生困难,甚至于无法交际，而不能帮助人们很好交际的语言还有什么价值呢?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是可能的，但是，只要深人一步我们就会发现，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又使语言避开切旨在使它发生 变化的尝试。既然是任意的，那么故意变换一种语音形式又有什么必要呢? 好比一个人经常更改名字,这又有什么必要呢?正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得人们主观改进语言的尝试失去依据。

    语言跟单纯的契约性符号不同，交通信号灯、军号旗语等符号体系都比较简单，所包含的要素有限，必要时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商定来加以改变.甚至拟定新的体系完全取代旧的体系。如果语言只有为数有限的要素，或许也是这样。但事实上语言并非如此。任何一种语言都拥有大量多种类型的要素，语言符号数以万计，整个体系高度错综复杂，无法通过多数人的决议来加以改变。

    任何时代，哪怕是追溯到远古时代，语言都是前一时代的遗产。 它-代代地传下来，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处在现成的语言环境中,语言对于个人来说是强迫接受的。对于已经确定而且沿用已久的语言事实，人们都得面对既成事实，别无他途:而且使用语言集体的习惯性也使得社会不愿意去改变它。一个人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更何况是整个社会的习惯呢?这种集体的习惯必然成为抗拒语言创新的惰性力。

    处在一定阶段上的语言具有稳定性的特点。稳定性为处在某一时点 上的语言状态进行静态描写提供了可能。但是，历史地看，语言符号乃至于整个体系又是可变的。

    语言根本无法抵抗那些随时促使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是符号任意性的必然结果之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语音和语义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既然是任意的，当然也就允许变。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存在的既相适应又可能不相适应的矛盾，必然导致变化。

    语言跟其他事物一样不可能摆脱时间的影响。何况语言与社会关系极为密切，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适应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交际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只有这样,语言才富有生命力。

    语言在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过程中,产生一定 差误是不可避免的。严格地说，小孩子模仿大人说话，模仿是不完全的。这种细微的甚至是感觉不到的变化经过相当时间的积累结果就形成了研究语言历史时所发现的重大变化。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出现的差误，也可能导致某些语言符号的变化。比如有些汉字，过去是必须严格按传统读音来念的，如“游说”的“说"念“shul”,"滑稽”的“滑"念“gu" “绿林”的“绿”念"li”,“暴露"的“暴”念“pu”,"浑身解数"的“解”念"xie’,“叶公好龙”的“叶”念“she"等。由于社会的变化，人们对读音的要求不那么严格了。同时，因文化水平的限制，许多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而助长了“望形生音”的心理,许多字念白了,“习非成是”，慢慢地.这些字的读音也就发生了变化。三人们使用语 言的创造性促使语言变化。历代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对于语言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年轻人思想活跃，富于创新精神.追求新奇，喜欢使用新词语、新句式,对语言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前些年北京许多男青年喜欢使用一此 新鲜的词语来形容“好”与“不好"或“美好”与“丑恶”，如“ 盖" .盖帽儿”“盖了帽了”，“酷”“棒”“派”“冲”“份儿”“镇”“超”“绝”毙”“没治”，“次”柴”“怯”“恶”“赖"尿”"臭"等。这些用法-旦流行开来，必然导致某些相关成分发生变化。

    总之,任何一种语言想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不变，那是不可能的。新的成分、新的变化形式刚出现时都是语余成分，只有当它们得到社会认可接纳之后才转化为语言成分。